到处全都是问题

到处全都是问题

金真

前几天刚听一位本土经济学者谈宁波与韩国经济，大意是都是“临港经济”，以港口贸易为中心，包括钢铁、化工、制造和高新科技。似乎韩国模式是最适合宁波的。想当年觉得香港模式适合宁波，非典过后发现香港经济结构非常脆弱，没有重工业、农业，过度倚重外贸、旅游，似乎不堪一击的样子。于是庆幸宁波的工业结构完善，比如：制造业基地。虽然我真不太清楚全国可以算作制造业基地的到底有多少，反正我记忆中的苏锡常、福建石狮、广东东莞一带似乎早就在制造些什么了，更不用说毛主席当年和我们现在都想开发的大西北，或是最近几天想要成为中国经济第N极的东北都有着传统的制造业优势。

正当我们为找到了学习榜样——韩国模式而欢呼的时候，老师傅出事了，郑梦宪的纵身一跳显示的是政府+大企业模式多年遗留的弊端。政府办企业，企业为政府买单，韩国模式与其说是临港经济，不如说是大企业模式。大企业的弊端不是我们这里遍地的中小民营企业所能想象和体会的。企业要做大做强，政府的扶植多少是合适，是一个大问题。即使刨去政府扶植中的资源不公平配置不谈，扶植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也是一个难以解答的疑团。

问题远不止一个，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股市的表现差强人意，美国和欧洲部分国家的养老金大幅度缩水。资本的特性决定了资本的不断运动和不断追求增殖。这是马克思老人家说过的。不增殖就是贬值。养老金岂可以贬值，于是在追求增殖的过程中出现了风险。瑞典的诺贝尔奖的奖金和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在创立之初的奖金都是差不多的，但到了今天，前者依然以百万美圆计，而后者只相当于几十法郎。只因为前者的委员会理财得当（别忘了后来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于是担心自己的养老金会不会成为龚古尔文学奖并不是多余的。对于养老金缩水，各国政府都是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通涨的压力，是一种隐性的贬值。这类巨大而决不可以贬值的资金该如何操作，是一个永远值得思考的问题。

问题还远没有结束，长江中下游的十几个城市要联合起来开大会，虽然是要形成一个新经济圈，但实际是各个城市在这个圈中的重新定位问题。随着一座跨海大桥的建设，宁波一相情愿地缩短了和上海的距离，但无论是大小洋山和北仑港之争，还是制造业基地与老工业基地改造的角逐，两个城市在合作之余将面临更多竞争。曾经有生活在宁波的年轻人发出感慨，宁波离上海远一点就好了。原本有许多可以在宁波落户的优质项目都跑到了上海（剩下的往往都是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旧工业产业），更不用说稍微有点成就的民营企业。但现在宁波离上海更近了，我们能借机得到更多的稀缺资源吗？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不如放手一搏，就象香港联队对皇马，明知道赢不了，也要打进你几个球。

为的不只是尊严，还有明天。我们在无法回答问题之余，只能把一切都留给明天。
但明天，不是答案

2003年8月10日